国外教育学界在技能形成方面已经积累了丰硕成果。他们把技能体系作为比较政治的核心，并且认为理解技能形成的过程关键在于分析政府、教育与培训系统、资本以及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这四方因素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在维护和争夺相关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影响 ,从而生成一种特定的体制环境。技能则是在这种既定的体制环境中传递和形成的。
一、小型和大型雇主之间的技能偏好选择
以企业为主导的职业培训通常立足于工作场所 ,相对于学校提供的职业教育而言 ,我们称其为“企业提供的培训”。在工作场所开展的职业培训可概括为两类 : 通用培训和具体岗位培训。
从内容和结果来看 ,个人在通用培训中获得的工作技能适用于不同企业、行业和工作的需要。提供这类培训的企业所承受的潜在风险是，受训者结束培训后可能被其他企业挖走，即发生其他企业“搭便车”的现象。具体岗位培训的内容则是专门针对某特定岗位的工作需要实施的培训，个人从中获得的工作技能具有很强的岗位局限性，常不适于向其他企业、行业和工作中迁移。由于这种培训限制了受训者另谋高就的前景，因此与通用培训相比，企业一般更愿意提供这类培训，一则毋庸担心搭便车现象 , 二则避免人才外流 。
由于雇主在职业培训政治中占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应该期望看到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我们应该期望更强大的群体将其偏好强加于不太强大的群体，期望小型雇主反对任何增加培训的一般技能的措施，期望小型雇主能够采取措施来阻止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发展。
二、测量技能特异性指标（VTS与TVT ）
VTS是指职业培训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职培训中学生的比例。它不能区分直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导致更高水平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培训。TVT是高等职业培训的指标 。最终表明TVT是技能特异性更好的指标。
三、比较奥地利和瑞士采用不同技能的原因
奥地利和瑞士这两个小而开放的国家的立场和制度背景特别相似，整个技术系统的起点如此相似，小型和大型雇主这两个独立的变量在技能变化中占相对主导地位。
与奥地利相比，瑞士经济的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是有利于大企业的利益。面向国际的大型企业，无论是金融还是非金融，主导瑞士商业利益的都是大型企业。
在欧洲最大的500家公司中，瑞士的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奥地利在西欧是最低的。奥地利工业在战后立即大量国有化，这一事实标志着奥地利的产业结构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私有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市公司的半数以上股份由国有企业所有。所有权集中在最大的公司中：在奥地利的50家最大的公司中，三分之二是国有化的，只有10％在私人和家庭手中。在战后期间奥地利经济的特征是中小型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这表明在奥地利雇主的利益是小型私营企业主导的，大型雇主的组织能力比较低。
与奥地利相比，瑞士经济的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是有利于大企业的利益。面向国际的大型企业，无论是金融还是非金融，主导瑞士商业利益的都是大型企业。
在1950年之前，瑞士和奥地利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在大多数方面是相当的：以学徒制为主，技术中学的存在很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行业试图应对技术的变革，都面临着扩大高等教育的压力。因此，为了应对技能短缺的问题，两国从1950年到1995年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奥地利政策制定者在1970年试图引进类似于德国FH（高等技术学校）的学校。但小雇主动员失败将高等职业培训的改革从奥地利的政治议程中推迟到20世纪80年代末。
2.与奥地利一样，瑞士雇主协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担心未来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的缺乏，主张推动上级技术学校（Technikum）和HTL教育的发展。由于在瑞士宪法结构中，其分权组织向各州提供教育的主要权力，不需要这样的中央法律。主要雇主组织不是通过正式的法律渠道工作，而是与州政府合作，推动Technikum和HTL教育的发展，联邦政府对此并不作任何监督。
最后，瑞士的高等职业入学率翻了一番以上，而奥地利相应的增长不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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